原標題：轎車試點為何是上海（上）【破聯毅家電生活館｜台中家電行｜台中家電行推薦冰之舉】
汽車是伴隨中國改革開放最為緊密的晴雨表，它既是時代記憶也是社會表情。《中國汽車四十年》通過國內４０位資深媒體人對我國汽車業改革開放以來的４０件大事的回顧和還原，從而呈現出中國汽車業發展的一段真實歷史。全書分為四個版塊，分別為“破冰之舉”“第一支柱”“驅動傢國”“改變格局”。本書全文由網通社首發連載，也可關註“禾顏閱車”微信公眾號閱讀。
20世紀80年代，當第一輛桑塔納在上海安亭的上汽大眾（原上海大眾）汽車工廠誕生時，德國《明鏡》周刊的記者曾斷言：這是一個失敗的實驗，宛如在一個荒敗無援的孤島上生產轎車。如今，全球無人再敢忽視上汽大眾這傢中國汽車巨頭。這個最初投資幾千萬元的上汽大眾，已經成為大眾汽車在全球最賺錢的子公司台中冷氣清洗｜台中冷氣清洗推薦之一，其資產已超過當初中外雙方投資的100倍。如今，上海大眾已經更名為上汽大眾。2017年，上汽大眾繼2016年之後銷量再次突破200萬輛，達到206.31萬輛，同比增長3.1％，蟬聯乘用車年度銷量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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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的大事件中，上海有三樁不得不提的大事：浦東開發、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和上汽大眾的誕生。更有意思的是，上汽大眾的孕育和成長，幾乎和中國改革開放同年：從1978年開始上汽大眾的合資談判至今，恰好四十載。
上海獨特的“海派文化”為大眾與上海的合作創造瞭良好的氛圍。海派文化是在中國江南傳統文化的基礎上，融合開埠後傳入的對上海影響深遠的、源於歐美的近現代工業文明而逐步形成的上海特有的文化現象。其主要特點是：開放性、創造性、揚棄性和多元性等。海納百川，熔鑄中西，為我所用。正是這種文化氛圍成就瞭中德雙方３０多年合作的土壤，同時也造就瞭上汽大眾獨特的企業特色。
小平同志一錘定音搞合資
與浦東開發、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一樣，上汽大眾的孕育和成長，是上海人抓住改革開放機遇的一樁佳話。據時任上海機電一局局長的蔣濤回憶，“那真是一次千載難逢發展上海轎車工業的機遇，我們牢牢地抓住瞭這次機遇。”1978年，蔣濤接到瞭一項重大的使命。這就是中國汽車史上著名的“上海轎車項目”。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已經擁有一汽、二汽、北汽，卡車工業已經初具規模。
然而，時任一機部副部長的饒斌卻認為，我國轎車工業的基礎太薄弱、規模太小。“轎車工業是汽車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國傢沒有像樣的轎車工業，不能算擁有完整的汽車工業”，饒斌一直在思考如何實現中國轎車工業的飛躍。改革開放開始不久，為瞭加快我國工業一些行業的技術改造，國傢計委、國傢經貿委和對外經濟貿易部向國務院建議引進一批裝配線，開展對外加工裝配業務，以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同時借機改造工廠。饒斌得知這個信息後，立即向上述三個部委建議，“引進一條轎車裝配線，放在上海，改造上海轎車廠。”當時國內真正能夠批量生產轎車並且擁有裝配線的隻有上海轎車廠，而且上海工業基礎好、科研人員多、技術力量強，因此三部委采納瞭饒斌的建議，並將其寫入瞭提交給國務院的報告。
據蔣濤回憶，“當時中國生產的轎車隻有兩種———上海牌轎車和紅旗轎車，不能滿足國內需求，每年進口車要花國傢大量外匯。一汽‘紅旗’專供高級官員與接待外賓用；上海牌轎車是50年代水平的仿制車，產量也少，年產量從未超過3000輛。引進一條來件裝配線規模是年產3萬輛，80％出口，20％內銷，這樣既賺瞭外匯，又減少瞭進口，節約瞭外匯。”國務院要求有關部門以補償貿易的方式實施上海轎車項目，即從國外引進一條轎車裝配線，用轎車出口的利潤來補償進口技術裝備和零部件的費用。1978年9月，當時的一機部外事局根據上述要求向美國通用公司和福特公司、法國雷諾公司和雪鐵龍公司、日本日產公司和豐田公司、德國奔馳公司和大眾公司等國外知名汽車制造商發出瞭邀請函。
1978年10月，美國通用汽車公司有關人員抵達北京。時任上海拖拉機汽車工業公司經理的仇克根據補償貿易原則，提出從對方公司引進一條可以年產15萬輛轎車的裝配線，其中80％的產品由中方負責出口，用以補償進口裝備和零部件的費用。然而，通用方面卻認為補償貿易的方式難以實現外匯平衡，最好的方式應該是合資經營。
饒斌也認為，如果采用中外合資經營的方式，外方必須把其最先進的產品、技術和管理模式提供給合資企業，以提高合資企業產品的競爭力，這對我國轎車工業的發展是有利的。然而，合作方式的改變超出瞭中方代表的權限，饒斌隻好請國傢計委有關領導向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鄧小平同志請示。
蔣濤回憶，1978年11月9日下午4時，上海市有關領導接到一機部汽車總局王恩魁打來的長途電話，國傢計委副主任顧明同志已向鄧副主席請示，鄧副主席明確表態：“可以，不但轎車可以，重型車也可以搞合資經營。”在鄧小平同志一錘定音之後，中方和外商的談判就開始圍繞利用外資、引進技術、合資經營等方面展開。
1978年10月到11月，中國機械工業代表團訪問瞭歐洲6個國傢、50多個企業和研究單位，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機械工業部組團規模最大、時間最長，同時也是比較系統的一次對外考察，打開瞭上汽大眾合資的大門。
1978年11月20日，在德國參觀大眾公司的預備會上，蔣濤向時任一機部部長的周子健建議：在參觀後的座談會上，能否向大眾提出與上海合作合資經營轎車廠的意向。周子健同意瞭這個建議，但並沒抱什麼希望，意想不到的事發生瞭。
“我們一說，時任大眾董事長的施密特先生就熱烈響應，（舉起）雙手贊賞。”蔣濤回憶：“施密特指出，大眾汽車正和另一國傢（事後瞭解是韓國）商談在亞洲合作建廠的問題，如果中國願和大眾汽車合作，那麼大眾汽車將放棄與另一國傢商談的項目。並且，大眾汽車願意出資金，也願意轉讓技術，將大眾汽車研制的最新車型提供給上海選擇。”
中方認為，大眾在生產和開發方面的技術水平很高，中國可以學到很多先進技術和經驗，而且大眾公司車型較多，性能和質量都很好，在國際市場上有很強的競爭力。此外，大眾公司在返銷市場和外匯平衡方面也提出瞭有利於雙方的對策與措施。因此，雖然大眾汽車公司的全球戰略與中國致力於轎車工業發展的出發點不同，但是雙方在建設現代化轎車生產基地方面卻有一致目標，中國最終選擇德國大眾公司作為合作夥伴。
有意思的是，當時另一位關鍵人物———中國機械工業代表團的秘書長也在場，這個人正是江澤民。會後江澤民親自對蔣濤交代：“千萬不要放過這一機遇，回國後抓緊向中央各部委和市委市政府領導匯報，請他們支持。”於是，一路通暢，上海市有關部委和市領導一致表示同意。時任上海市市長的汪道涵指示：這一項目由蔣濤負責，組織班子著手準備對外談判。因此，蔣濤從頭至尾主持上汽大眾的對外合資談判。其後，上海汽車聯營公司成立，蔣濤調任董事長，繼續參與談判，並主持早期企業改造、建設與國產化工作長達20年之久。
主編點評
改變“命運”的試點
“上海是插上一個木樁子也能長成參天大樹的地方。”這是清末民初素有改良主義政論傢王韜對上海的評價。時隔百年，上海一位工業傢蔣濤說過，“事實上證明上海沒有幹不成的事（指工業項目）。”四十年前，有中國汽車之父聲譽的饒斌建議把轎車試點放在上海，當作瞭“汽車業的試驗田”。
這就回答瞭“轎車試點為何是上海”的理由。通過對歷史的梳理和細節的回顧，不難看到，發展轎車是拉開中國汽車在新時代下改革開發大幕的序曲，其意義和影響早已超出汽車行業本身，直接與一座城市和中國經濟的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而圍繞上海轎車項目所產生的問題和發生的困難，以及面對的挑戰，似乎都與汽車無關，故有描述，這個項目是在“破冰”。
文中詳細提到“試點”的背景和面對的困難，以及觀念的碰撞，尤其是合資項目“一下二停三撤”的嚴峻抉擇時，上海的淡定與眼光，可謂超出瞭常規工業項目的想象。為什麼？對於這座城市來說，抓住轎車項目，等於是抓住瞭歷史機遇。當時事者和經歷者，無論是上還是下，認知高度一致，並把技貿項目轉變為合資項目的決策，今天看來稀疏平常，但在當時則是石破天驚，以至於驚動高層，最終一錘定音。由此， 確立瞭中國汽車產業發展的基本思路和方向，由“試驗田”變成瞭“領頭羊”。
今天，當我們站在中國汽車改革開發的“源頭”時，通過這篇文章的記述，可以看到，如果沒有這樣的“試驗”和“樣本”，也就不會對“轎車”這個尤物有零距離的接觸和感悟，也不會對“轎車”概念和意義有清晰的認識。所以，上汽大眾的落成是觀念和思想解放的成果，也是對外開放和對內改革邁出的成功一步。對於一個城市而言，抓住瞭機遇；對於一個產業而言，提供瞭發展模式；而對於一個企業而言，徹底改變瞭命運。（顏光明）
【未完待續。本文節選自《中國汽車四十年》，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主編：顏光明、錢蕾、王從軍。撰稿人張曉鳴，現為上海報業集團《文匯報》資深記者。長期從事宏觀經濟、制造業及汽車領域報道。本書全文由網通社首發，也可關註“禾顏閱車”微信公眾號閱讀。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本文圖片均來自網絡】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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